导读
“光复大业至决战之际，痛失国士，何其悲哉！革命伟业尚待携手共成，竟忍痛割舍我良辅，天意难测乎？”在公祭仪式上，蒋介石与军政要员一同出席祭奠。
01
临危受命
1949年1月4日，这一天恰逢陈诚51岁华诞。然而，在这特殊的日子里，他肩负起了一项艰巨的重任，仿佛肩上扛着千钧之石。
陈诚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，亦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，与蒋介石同乡情谊深厚。1932年，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主持下，陈诚与谭延闿的千金、蒋介石的义女谭祥喜结连理。鉴于他与蒋先生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，他无疑是蒋的心腹之选。加之他机智敏捷，深受信任和重视，因此获得了“小委员长”的美誉。
抗战胜利之际，陈诚被任命为参谋总长。然而，在内战的风云变幻中，尽管他豪情万丈，战局却连连受挫，这使得他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党内其他派系趁机发难，蒋介石无奈之下，只得解除他的参谋总长一职。
1947年，东北战事紧张，陈诚临危受命，肩负起东北行辕主任的重任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他仍屡遭挫败，损兵折将。在此期间，陈诚的胃病复发，他在病榻之上，一边指挥战事，一边向蒋介石请罪。蒋介石面对党内外的压力，不得不再次免除他的职务。陈诚辞去职务后，本想择地疗养，但鉴于时局动荡不安，加之他素来廉洁自持，海外并无固定财产，国内亦无理想之地可去，他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。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对此置若罔闻。1948年10月，蒋介石安排陈诚及其家眷迁往台湾，以疗养身体。
蒋介石的这一部署显露出深刻用意，他不会轻易安排自己最为信赖的属下。不久，这一举措便显现成效——1948年12月29日，蒋介石在退位前夕，任命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——此举成为蒋介石退位前的一次紧迫的人事调度。
起初，陈诚未能领会蒋公的深意，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感到困惑不解。考虑到双方关系，他本意是婉言推辞。然而，蒋介石迅速回电，言辞坚决：“若不及时就职，拖延日久，恐怕夜深梦长，导致全局计划付之东流。”在他看来，“只要有台湾在，即便大陆全部沦陷，也有复兴的希望。”
留法深造的台湾省前任主席魏道明向陈诚陈述道：“此次人事变动之重大，蒋总统既未与我商榷，亦未曾提前通知于你，此类情形似乎前所未有。由此可见，政局已然发生了显著的变故。”
1949年1月5日，陈诚正式肩负起台湾省主席的重任。
02
成功的和平“土改”
肩负重任的陈诚，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举措。在这其中，他投入最多心力、惠及范围最广的措施，无疑是土地改革。
陈诚并不是到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的，早在当年“围剿”时，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。在他看来，土地问题是“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”。
台湾的土地改革亦是一场深刻的土地重新分配过程。鉴于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土地所有权处于一片混乱之中，陈诚进行了周密的筹备工作，动员了两千余名调查员，对两百多万块土地的面积、土壤性质及其所有权进行了详尽调查。当时，台湾的土地制度混乱无序，土地分配极度不均，地主阶层占据了超过半数的耕地，而超过半数乃至高达80%的农业产出被地主所剥夺。自1949年至1953年，台湾当局分阶段推进土地改革，具体举措包括：首先实施“三七五减租”政策；其次，推行公地放领制度；最后，全面落实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原则。
所谓“三七五减租”，即规定耕地租金不得超过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.5%。
所谓“公地放领”，即指将日本人之手所归还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，其地价相当于耕地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2.5倍。此款由承领农民分摊于10年内的20期，且无需支付利息。为防止土地被少数富裕家族所垄断，保障多数农民能够购置土地，当时规定每位土地购买者须具备维持六口之家生计的能力。
至于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原则，它规定地主须将超过三公顷的土地部分出售给政府，随后依照公地放领的程序，将这些土地分售给佃农。
在此阶段，地主并非目标为被打败或被剿灭的对手，他们有资格获得相应的补偿。这笔补偿中，70%以实物土地债券的形式发放，剩余的30%则以公营事业股票的形式给予。
谈及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就，后人多将其归功于阻力之小。实则，究其根本，陈诚为稳固在台湾的立足点，采纳了和平的土改策略。他未动用武力，亦未动员民众，而是以耐心的说服力逐步推进。
陈诚主导的土地改革运动，使得他获得了三个别称，其中“贼仔诚”一称，乃地主阶层对他深恶痛绝之情的流露；而“阿公”与“陈诚伯”两称，则源自那些因土地改革而受益的农民。陈诚先生离世之际，众多农民群众自发前往殡仪馆，为其送上一程。而每年，前往陈诚先生的墓前燃香祭拜的人亦络绎不绝。
随着蒋介石撤退至台湾，陈诚所交付的，已是一个相较于以往显著稳定的宝岛。在此过程中，一些地主精英亦凭借股票投资，跃升为工商业的领军人物。辜振甫、林伯寿、林犹龙以及陈启清等人，均是通过土地改革，从大地主转变为大资本家。此外，随着土地与股票价格的持续攀升，台湾的贫富差距得以显著缩小，此现象至今仍持续影响着台湾社会。
03
蒋家父子关系生隙
鉴于陈诚在台湾建设中的显著贡献和在“金门之战”中的关键作用，蒋介石对他深信不疑。
1950年春季，陈诚接任“行政院长”一职。同年6月，蒋介石下令解散了派系错综复杂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，并成立了新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。陈诚及其同仁荣幸地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，肩负起改造国民党的重任。
这项重大的改造工程耗时两年，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资深成员纷纷淡出政治舞台，而陈诚与蒋经国则崭露头角，成为党内中流砥柱。1952年10月，国民党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首次全体大会，并在会上进行了中央委员的选举。结果揭晓，蒋经国以最高票数名列第一，紧随其后的是陈诚。在正式对外公布名单时，两人的顺序为陈诚在前，蒋经国在后，同时，陈诚及其余十位成员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。
1957年，陈诚步入政治生涯的巅峰，荣任国民党副总裁之职。次年，随着“行政院长”俞鸿钧因遭弹劾而请辞，蒋介石再度启用了陈诚，委以组阁重任。这样，陈诚身兼“副总统”、副总裁和“行政院长”三要职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二号人物”。
在这过去的十数年间，蒋介石主掌军事与党务，而陈诚则专责经济与民政。那句出自蒋介石之口，形容陈诚不可或缺的“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”，早已不再是虚言，而是成为了现实。
纵然关系亲密无间，但在涉及传位这样的大事面前，仍旧潜藏着分崩离析的风险。当时，鉴于蒋经国的资历深厚以及党内派系林立的局面，他要想成为蒋介石的继任者，难度自是不小。正因如此，蒋介石在悉心培养蒋经国的同时，亦开始着手调整人事布局，接连将陈立夫逼离政坛，并将吴国桢驱逐出境。然而，若论人望之高，陈诚无疑是对手中的佼佼者。
自然，蒋介石对陈诚的忠诚起初依旧保持着信任。尽管陈诚与蒋经国之间存在着分歧，蒋介石还是曾在士林官邸会见了他们，并表示：“你们都是我革命事业的战友，更是我最亲近的两个人。”然而，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得到改善，甚至在1958年“行政院”进行改组之际，问题愈发严重，以至于蒋介石对陈诚产生了疑虑。
彼时，陈诚渴望亲自担纲“行政院长”一职，而推举黄少谷为副院长。鉴于两年后即将迎来“总统”职位的新一轮选举，蒋介石已经连续担任了两届，依照规定不得再次连任，陈诚的胜算颇高。于是，他希望王世杰能够以长者的身份，对蒋经国进行一番规劝，让他不要急于一时，待自己完成一届任期后，再将职位传承给他。王世杰随后将此事委托给了与蒋介石交情颇深的黄少谷。然而，蒋介石得知此事后，怒斥黄少谷，并对陈诚产生了极大的不满。
04
68岁，肝癌去世。
1958年6月30日，蒋介石正式提名陈诚接任“行政院长”一职。然而，在挑选内阁成员及“行政院副院长”人选的过程中，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。经过多次争执，蒋介石情绪激愤，于日记中愤然写道：“此乃我生平对人事干部最为失望、痛心的一次。”
然而，情况远未至此。自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以来，直至1960年，他本应完成两届任期，依照宪法规定，不得连续三次担任。外界对于蒋介石可能违宪的担忧亦不绝于耳。例如，胡适便曾请求陈诚等政治要员传达其反对意见。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悦，甚至怀疑陈诚与胡适等人之间存在某种暗中勾结。
此后，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大会，对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》进行了修订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在动员戡乱时期，总统与副总统享有连选连任的资格，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关于连任次数的限制。”由此，他们获得了无限期的连任权力。
即便存在嫌隙，陈诚依旧稳固地作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直至1963年对“行政院”进行改组，蒋介石方才同意陈诚因健康因素提出辞去“行政院长”职务的请求。
1964年，陈诚不幸被确诊患有肝癌。翌年年初，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，即便蒋介石下令全力施救，终究未能挽回他的生命。1965年3月5日，陈诚与世长辞，享年68岁。
陈诚的一生，恰似身处乱世中的一叶扁舟，其命运多舛。早年投身军旅，他屡建奇功，亦遭遇败绩，东北之败更是让他难以辩白。然而，在台湾的岁月里，即便内外交困，晚年又与蒋介石产生龃龉，他却仍以政治家的胸怀与远见，令人惊叹不已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是时间的宽度还是空间的长度，似乎都未能充分给予他施展才华的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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